友人出席助學金頒發儀式，因有一助學金以史延年命名，問我史延年與史聯對是何關係？我查谷大神，無果；再查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報章資料庫，得此1986年韓山元先生特稿，知史延年乃史公聯對令長公子。特稿挺有意思，其中救吉胆漁夫一事，竟無可復查。乃OCR之，留此。
临危受命——史联对与商报复刊
文/韩山元
他受正规教育极少，15岁就踏进社会做工，后来却当了东南亚最大中学的校长兼董事长。
他的一生与新马及印尼的胶业兴衰史分不开，但是却在华文报业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主持战后《南洋商报》复刊大计。
他并非大富豪，却做了许多大富豪能做而没有去做的好事。
他不是外交官，却完成了外交官也感到棘手的办交涉任务。
他，就是12月3日于新加坡逝世的南洋传奇人物——史联对先生。
毕生为社会人群服务，深受新、马与印尼华人仰景的史联对老先生，在1986年12月3日逝世于新加坡。上星期日，史老先生的遗体从新加坡丧宅发引，安葬于柔佛州新山振林山之原。一代贤哲，从此长眠在他生活与奋斗多年的土地里。
对于史老先生的生平事迹，老一辈华人都不陌生，但40岁以下的年轻人则未必知道。在史老先生遗体安葬之后，我国社团的好多位老前辈向本报建议，应当将史先生的生平事迹向读者们介绍，借此表达大家对这位为社会公益事业及华族文教事业鞠躬尽瘁的贤达的怀念与敬仰。
这里，我们根据史联对先生亲属、新山闻人拿督郭鹤尧、晋江会馆主席蔡锦淞及老报人彭松涛所提供的资料，特别是曾与史先生过从甚密的彭先生的丰富口述史料，将史联对先生的生平及几则曲折感人的经历记述如下：
陈嘉庚手下当学徒
史联对先生于1910年诞生在泉州新门外浮桥后厝尾村。15岁南来即在陈嘉庚先生的树胶厂当学徒，因勤勉好学，很快就掌握了胶业的窍门。1931年，任职于新成茂树胶安顺分行。两年后进李光前先生的南益树胶厂，先后在槟城、峇株巴辖、昔加挽等分行工作。
1935年，25岁的史联对受委主持新山分行，从此长期住在新山，与当地华人社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一直到日军南侵，他才离开新山。在新山的六年多日子，史先生致力于推动福建会馆的会务。那时，新山市区主要的一条街道——亚福路两旁的地皮与屋宇，价格不高，史先生眼光独到，看准那里将来一定会十分繁荣，便极力主张在亚福路购地建会所。
史先生感于华人社团林立，帮派繁多，不能联成一气，他当时努力促使新山各华人团体大联合，为此，他曾召集六大会馆的领导人座谈，研究加强团结的途径。
在史先生的倡导下，新山树胶公会成立了，宽柔中小学的校舍也扩建了。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新马华人社会在陈嘉庚先生领导下，开展筹募赈款救济中国难民，支援中国抗战，而史联对在新山积极参与本区筹赈会的工作。1937年8月6日新山华侨筹赈分会成立时，史联对任常务委员兼正财政，一直到新山沦陷。
策划南洋商报复刊
1942年初，日军攻到柔南，新山危在旦夕，史联对与筹赈会的成员纷纷撤到新加坡来。这年2月，新加坡沦陷，史先生躲在中峇鲁友人家中，改名为史协泰，深居简出。到1945年8月，他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参与了争取《南洋商报》复刊的活动，而且还一度出任该报的经理。
关于这段经历，整个过程相当曲折，在我国报业史上是十分精彩的篇章。
事情得先从日军占领新加坡之初谈起。
1942年2月新加坡被日军占领后，改名为昭南岛，日军当局禁止原有的华文报章出版，但却占据了罗敏申路的南洋商报，作为出版《昭南日报》的馆所。
1945年7、8月间，在《昭南日报》工作的机房工友已看出日本将败，他们这班原商报的人都暗自高兴，确信自己将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了。这班工友对南洋商报感情深厚，他们下决心一定要保存商报的全部设备，一旦日本投降，马上使南洋商报复刊。
那时，大家还生活在日军的枪尖下，如果有什么“越轨”之举，被日本宪兵部发现，脑袋是会搬家的。但是，那群工友当时实在无法压抑自己的那股期望早日光复的心情。他们本想去找商报的老板李玉荣先生，请他做复刊的准备。
那时，李玉荣与商报的一位要员曾心影一起住在俊源街一间屋子，受日军当局监视（李先生曾被日本宪兵捉去毒打，身负重伤），不能随便与外人接触。工友们知道史联对与李玉荣有联络，便到中峇鲁去见史先生，请他转告李玉荣先生。
史联对听了工友的汇报后，十分兴奋，知道日寇的末日要到来了，他很快就把消息通知了李玉荣，李玉荣当即要求史联对出面主持商报的复刊工作。
史联对一向是搞胶业的，对于办报十分外行，为什么李玉荣会请他“改行”呢？主要是考虑到史联对与华人商界联系十分广泛，特别是与树胶界的关系很密切，复刊后最大的问题是资金，如果由史联对出面主持，在资金的筹措与调动方面就便利多了。当然，史先生办事能力强也是极重要的因素。
史联对本人也觉得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他跟李玉荣言明在先：只是负责筹备复刊的工作，以后报纸上了轨道他就要引退，干回他的老本行。
向日本人要求供纸
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8月11日，日本投降的消息已在新加坡老百姓当中盛传。这时，南洋商报的复刊工作也加紧了。当时，日军还没有解除武装，东南亚盟军也还没有在新加坡登陆，日军军政当局仍控制着新加坡。几天后，日本当局也不隐讳自己的国家战败投降的消息。《昭南日报》内人心涣散，员工都无心再替日本人干下去了，原商报的那群员工所热心的是复刊的事。那时，纸张的供应最紧张。新闻纸全由日本人的一个叫“锦成组”的机关控制。商报要复刊，厂房与机器都还完好，要命是纸张。所以，工友代表与史联对决定去找“锦成组”的官员谈判。
那时双方约好是下午四时谈判，可是日方人员拖到晚上七点多钟才来。当时，日本的统治大势已去，日本官员也不敢采取强硬立场，谈判成功，日本官员允许史联对派人去“锦成组”的库仓取纸。
工友们连夜驾了货车到“锦成组”的仓库，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人管理，工友们大喜，快手快脚把仓库的新闻纸全部搬光。由于纸张太多，原商报的纸库容不了，有一部份就运到直落亚逸街天福宫对面的戏台（即现福建会馆所在地）囤放。戏台空荡荡，没有墙和门，万一被人盗走怎么办？史联对当时就雇了直落亚逸街的壮汉日夜不停地看守这批珍贵的纸张。
有了这一大批新闻纸，就如军队有了充足的军火和粮食，这场“复刊之战”就好打了。
9月5日，日本军方代表正式在新加坡市政厅（现政府大厦）签下投降书。三天后，《南洋商报》就复刊了。而且一开头就出了一大张，以后好多天，纸张有增无减。那时，其他各报（如《星洲日报》与《总汇报》都因新闻纸奇缺而发愁，被迫以高价购买黑市纸，而商报却是“粮草丰足”，不管风吹浪打，稳坐钓鱼船。
旧报复刊洛阳纸贵
史联对的侄儿清泉，在日治时期与他的这位五叔住在一起，他回忆商报复刊的旧事时说：“我在复刊的那一天——也就是9月8号还当了卖报童，跟我的表哥各人拿了100份战后第一次出版的南洋商报到街上去叫卖。我的100份报纸一下子就卖光了，因为那时每个人对于摆脱日本人控制的华文报复刊，等得很焦急，一听说商报复刊了，人家都跑上街去抢购，拿到报纸，心情非常兴奋，如饥似渴地阅读。”
史清泉君还说：“那时人们买报纸，不计较价钱，一份报纸的价格是日本香蕉票1200元，有人付了2000元，也有人拿出珍藏的英国殖民地政府发行的钱币去买报纸。有付五分的，也有付一角钱的，那时，这些英国币价值比香蕉票高得多。不久，英国军政当局宣布香蕉票作废，我们当时手里的一大堆香蕉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
策划南洋商报复刊的艰巨任务完成后，李光前从美国归来，准备重振南益公司的业务。那时，南益在柔南一带所拥有的胶园、胶厂、黄梨园、黄梨厂、板厂、皮革厂等，都在马共领导的抗日军手中，没有归还给李光前。
找谁去跟马共谈判，以恢复南益在柔南的旧业呢？李光前想到了史联对。而史先生当时（1945年底）仍担任商报经理，他便将商报经理的职务交给卓永庆先生，自己临危受命，亲赴柔南，与马共武装人员交涉。史联对在谈判时理直气壮，强调战后经济萧条，失业者众，若能早日让南益恢复业务，则有五千多员工可恢复工作，解决吃饭问题。马共方面终被史联对说服，自动撤出所占领的园坵及工厂。于是，南益在柔南重振雄风，数千员工的生计也有了保障。
史联对当时以新山作为活动基地，总揽南益公司在柔佛州的庞大业务，担子很重，但他仍利用公余时间，推动华人社团与文教工作，他一人担任了11个团体与学校的主席职务。
创办南洋最大中学
1946年底，日军已投降一年多，南益属下的福利公司在苏门答腊北部的七个胶厂均未恢复生产，当时苏北情况十分混乱，土匪横行，地方秩序未完全恢复。在李光前要求下，史联对再次临危受命，到苏北去主持南益七厂的复业大计。由于他手腕灵活，毅力惊人，终于使七厂的生产重新上轨道。而他本人也因此长住在棉兰，前后近四十年之久。
在苏岛期间，史先生保持他的一贯作风，充份利用自己在南益公司（在苏岛叫“福利有限公司”）的地位及便利，为社会人群谋福利。他特别热心的是文教事业，在他的创导下，棉兰创办了全东南亚规模最大的中学——学生多达八千四百余人的苏东中学。在学校一度出现危机时，一时无人敢出面主持校政，史先生临危不惧，毅然以董事长的身份兼任校长，力挽狂澜，使学校步上正轨。
史先生眼光远大，有先见之明，他知道印尼将来局势会有变化，环境会更复杂。为此，他早在1956年就创办了苏东牧民族学校，教授印尼文、华文与英文。1959年，苏东中学在当局的命令下停办，所幸的是该中学的全部产业都转入苏东牧学校，苏北一带的华族子弟才免于受失学之苦。
救吉胆岛百名渔夫
1963年，印尼对抗马来西亚，印尼海军在马六甲海峡加紧巡逻，一发现西马或新加坡的船隻误入印尼海域，则不论是渔船还是商船，一律加以扣押。1964年，雪兰莪州属吉胆岛（在巴生港外的著名渔业区）十余渔船，在公海上被印尼海军扣押，各船百多名渔夫被禁锢于棉兰，当时马印外交关系已断绝，这些渔民的生死全操在当时苏加诺政府的手中。
当消息在棉兰市传开时，许多华裔居民都同情这百多名吉胆岛渔夫的遭遇，但处于对抗期间，反马来西亚的情绪高涨，谁敢出面为解救这些不幸者而冒险呢？
史联对先生就敢冒这个险！他毫不犹疑地挺身而出，找印尼当局交涉。他向当局指出，这群渔民都是靠海吃饭的劳动者，他们与印尼政府无怨无仇，印尼对抗大马，不应把矛头指向这些无辜的老百姓。如果一意孤行，迫害这些平民，只会使各国对印尼产生不良印象。史联对还以福利有限公司名义，担保这些渔民不会做危害印尼的事。
印尼当局考虑到史联对的地位与声望，而且也觉得他言之有理，最后同意释放这批渔夫。当时是把这批人交给英国驻棉兰领事馆，安排英国船只把他们送回吉胆岛。
印尼对抗结束后，吉胆渔民感史先生再生之德，多次恳请史先生到吉胆息接受岛民一谢，即使是敬一杯茶也好，但史先生始终觉得自己做了一点好事，微不足道，不愿接受。后来，吉胆岛人知道史先生到吉隆坡，住在树胶公会会所，便派人再三请求史先生到吉胆岛去，说是跟大家见个面，共叙别后。史先生这才由他的侄儿史清泉驾汽车，联同几位友人一同到巴生港外的吉胆岛。
当史先生一行抵达吉胆岛时，全岛一片欢腾，数以千计岛民走出屋外，热烈欢呼，令同行的人感动得流下热泪。岛民还设盛宴款待，再三感激史先生救命之恩。
史联对的一生是多姿多彩的，他为南益公司服务超过半个世纪，始终安于“替人打工”的地位。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自己创业？他的回答是：“我替李光前先生做工，生活绝对没有问题，每餐两碗饭，几样菜，我要是出来自己做生意，赚它几百万一千万，每天还是两碗饭，几样菜，我个人生活完全一样。但是对于公众的事就不一样了，南益这面旗帜很好用，因为有李光前先生支持，可以做很多对社会有益的事，要是我一个人，力量和声望就远远比不上李光前先生的南益了。所以，我不能放弃南益这面旗帜。”
史联对先生受人景仰的原因何在？从这番话大家不难找到答案。
(RP6)
茬茬齋 